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22-11-29 17:54:38来源：中国报道杂志社

△2022年2月，海口新海港客运综合枢纽项目施工现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制度型开放”一词首次出现在大会报告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上，“制度型开放”再成热议词。

(相关资料图)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制度型开放核心就是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即要建立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大举措。”他说。

不断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多份官方文件中都会对“制度型开放”有所提及。最早是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此后，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2年3月“十四五”规划中都对制度型开放有了强调。

在桑百川看来，这需要一定的法治化体系为其提供法律保障。

以推进制度创新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2013年，中国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自贸试验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自贸试验区的数量已经增至21个，所推出的制度创新成果陆续在全国复制推广。桑百川向记者表示，从自贸区建设的成果可以看出，近几年，中国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体系建设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制定实施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总体来看，制度型开放成果丰硕。

他指出，制度型开放要求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于中国加快形成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等方面，能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安全的有序融合。

△202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

“营商环境对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建设至关重要。”桑百川以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举例称，2018年的海南自贸港建设后，推出的制度创新成果超过120项。在他看来，自贸港的核心功能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塑造和推进自贸港建设本身是一脉相承的。只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才会向此聚集。

长期聚焦于宏观经济研究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也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就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在系统性、集成性制度创新上实现全面突破，为国家新一轮高水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海南样本”和“海南方案”，在国际自由贸易港中提供“中国模式”，建立开放的营商环境是其建设中的关键一环。“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他说。

再如连续举办5届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进博会已发展成为各国出口商开拓中国市场、发掘国际投资合作机会的重要国际公共服务平台。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对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桑百川表示，作为一项制度型开放举措，进博会有效缓解了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搭建国际公共平台。同时，它也体现了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新经济体制的信心与决心。

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

与此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的是，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具有稳定性、系统性和全面性。

徐洪才介绍，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开放采取措施的依据都是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风险管理能力，主要以商品及要素的流动为主。

对于制度型开放来说，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安排就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13年中国推出自贸试验区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3年后，为降低贸易的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开来。徐洪才告诉记者，到如今，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从原先的190项到现在的27项，再加上全面清洗取消针对外资的准入限制，这一系列举措都意味着外资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宽，对国内市场的提质发展无疑是个助推剂。

△2020年12月，山东自贸区，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

但同时，国内外市场上的挑战也不可忽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挑战前所未有，全球化遭遇逆风，保护主义加剧，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和区域化，推进国际经贸和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变。

徐洪才坦言，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出现了自由化便利化要求更高、负面清单日益成为重要的开放方式等新的发展趋势。而在此背景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经济体制则需要通过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有效组合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提高制造业开放质量，扩大服务业、农业的开放，还要推动金融、医疗健康、文化等产业的创新。他指出，除此之外，还要把握数字时代科技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标准、质量等方面为主导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桑百川补充道，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表现之一，要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建立国际通行规则的补贴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促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助力。

积极推动全球协作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下的国际市场存在着诸多挑战，全球市场对于新动力的需求也愈加紧迫。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强大人力资源以及一流营商环境等新优势正在形成和巩固，具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多方面条件。

同时，建立制度型开放的新经济体制也要求中国积极参与世贸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参与制定全球规则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加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

桑百川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的挑战下，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建立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建立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体系。

过去10年里，中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由10个增加到19个，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2年的17%提升至2021年的35%。在桑百川看来，这些内容逐渐丰富的自贸协定，也说明了中国在多领域的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整合了区域内的多重经贸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逐步实现零关税，这也是中国同亚太地区10个国家共同构筑的、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和一体化市场。

今年进博会期间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20周年暨RCEP实施进展报告》引发关注。其中指出，RCEP作为中国对外签署的经济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重要基石。RCEP生效实施后，区域整体对世界的贸易得以快速增长。

△资料图：越南货车通过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口岸。

从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安排来看，桑百川认为，RCEP既是中国扩大地区经济影响力、促进多边经济合作的强力抓手，有效降低国际经贸领域不利因素的负面冲击，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他指出，作为一项制度安排，RCEP兼具制度型开放关于自我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双重任务，有效地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还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徐洪才说，连续举办5届的进博会就是“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最好的证明。

对于下一步如何继续更好地推进制度型开放，徐洪才认为，中国要通过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制度改革来适应正在推进的、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需要。

“要加大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力度。”徐洪才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一直在自贸试验区做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的尝试，但在对接国际更高水平开放的标准方面，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着上升的空间。他建议，可以通过加大推进服务贸易、制造业等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的压力测试，从而尽快积累风险防控经验、提高风险防控的能力，成熟之后可以在全国复制推广，以此推动我国制度型开放新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化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邱慧

图片来源：新华网、中新网

责编：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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